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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面的有些人物大约能识别出来,但是唐僧和观音就不是历史人物了。呵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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讲文化定要讲历史,历史是文化积累最具体的事实。历史讲人事,人事该以人为主,事为副。非有人生,何来人事?中国人一向看清楚这一点。西方人看法便和我们不同,似乎把事为主,人为副,倒过来了。因此,西方历史多是纪事本末体,中国虽有此体,但非主要。中国史以列传体为主,二十四史称为正史,最难读。一翻开,只见一个一个人,不易看见一件一件事。如读《史记》,汉代开国,只见汉高祖、项王、张良、韩信、萧何许多人,把事分在各人身上。《尚书》是古代的纪事本末体,此下要到宋代袁枢才有《通鉴纪事本末》,只便初学,进一步再读编年史如《通鉴》,更进一步始读正史列传。今天我们一切学术教育都学西洋,因此学校讲历史,都重事,不重人。如讲楚、汉战争,汉高祖怎样打项羽?固然要讲到人,但只以事为主。有一年,我在美国亲同他们一位史学家辩论过这一问题,他说:“ 历史固应以人为主,但此人若无事表现,如何跑上历史?”我说:“此事难说,因其牵涉到中西双方整个文化体系上面去。我且举一个明显的例,在中国有很多人没有事表现而也写进历史,而且这类人决不在少数。”我们今天不论大学,乃至研究院,讲史学,虽是分门别类,注意都在事上。如讲政治制度,没有一个绝对是与好的制度。制度总是要变,并无千古不变,亦无十全十美的制度。如讲社会经济,一切有关经济的理论思想,及其事实,也都随时而变。在坏制度下,有好人总好些。在好制度下,有坏人总不好些。思想要有事实表现,事背后要有人主持。如果没有了人,制度、思想、理论都是空的,靠不住的。而所谓人之好坏,此一标准,则比较有定不易变。此刻把历史分类讲,政治史、社会史、经济史、外交史、军事史等,一切完备,却不注重历史里面的人,至少是隔一层,成为是次要不是主要的。制度由人来,某些人起来了,才有此制度。思想亦由人即思想家来。所以我今天特别要讲历史上的人,最大希望,要我们都能变成历史人物。要来维持历史,复兴历史,创造历史,都得要有人。

讲到历史人物,当然要讲历史。世运与人物总是相随而来的。时代不同,人物也跟着不同。中国人一向看历史总要变,故说世运。历史时时在变,世运总是不能停留在一个状态下。我们把历史上一切时代大体分别,不外有两种,不仅中外如此,古今如此,以后也如此。某种时代,我们称之为治世,太平安定,慢慢地变成了盛世。某种时代由盛而衰,由衰而乱,变成为衰世与乱世。历史千变万化,不外这一个治乱盛衰。当我小孩子时,学校老师告诉我,中国历史一治一乱,西方历史,治了不再乱。我当时虽很年幼,听了那位先生的话,觉得这是一个大问题。如何使中国历史也能治了不再乱。但我后来读了历史,渐认为在西方,治了也会乱,盛了也还衰。我到今天短短七十多年生命,亲眼看到西方社会之由盛而衰,由治而乱。欧洲自第一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,一切大变。特别刺激我的,如英国。当时读世界地理,所用地图是英国制的,只要这地方由它统治,都画上红色。譬如香港一个岛,也画上一条红线,一张世界地图,到处都有红颜色。英国被称为是一个太阳不会掉下去的国家,全世界有英国国旗,太阳永远照在他们的国旗上。可是今天呢?

我年龄慢慢大了,又听人讲,可惜我们生在这时代,是一个衰世乱世。即如对日抗战到今天,到处奔跑流亡,今天可说是只在国家偏安局面内生活。若我们生在太平盛世不好吗?但我们读史,好像治世盛世历史人物该是又多又好,否则怎样会治会盛?衰世乱世,该是人物又少并坏,否则怎样会衰会乱?而实际并不然。但也只能看中国史。西洋史专重事而忽略了人,打仗胜败不同,国家强弱不同,只见了事,不见事背后之人。今天我们社会一般知识分子,慢慢接受西方影响,只论治乱强弱,却把一般中心的主持人物也忽略了。若使我们把二十五史来作一统计,我能先告诉你们一结论。中国史上第一等大人物,多在乱世衰世。所谓大人物,他不仅在当世,还要在身后,对历史有影响,有作用,这才是大人物。影响作用愈大,此一人物也就愈大。而所谓人物,起于衰世乱世的反而更多更大。起于盛世治世的反而更少,更差一点。这不奇怪吗?实亦不奇怪。若使衰世乱世没有人物,或人物不够伟大,此下怎会又变成治世盛世?中国历史之所以能一盛一衰,一治一乱,正因为在衰世乱世有人物,下边才开创新历史。由乱返治,由衰转盛。若我们不注意人物,重事不重人,那么天下衰了乱了,更没有人了,此下便会没办法。希腊、罗马之没落便在此。此刻的英国、法国何时再复兴,也是问题。今天轮到美国与苏俄,成为世界上两强。然而从历史过程论,治下仍然定会有乱,盛后定然会仍有衰。即如美国,但论人物,如华盛顿、林肯这些人,似乎到今天便不易得。

在中国最可说是乱世的,即如春秋,孔子即生在此时。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,都是在治世,孔子却是在衰世乱世。但孔子学生说:“夫子贤于尧舜”。此论人,不论事。乃论身后,不论生前。孔子对历史的影响与作用,远胜过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,此刻是证明了。

春秋以后有战国,更衰更乱,但我们讲中国历史人物,战国要占第一位。我不能把战国人物从头讲,但如孟、荀、老、庄这许多人,只讲思想一方面,其影响后代中国实是大极了。汉代中国一统,当然是治世盛世,可称为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,但汉代人物显然不如春秋战国。汉代之盛,还是受了春秋战国时代的人物影响。

再把汉朝整个来讲,东汉不如西汉,然而人物却比西汉多,而且有大人物。姑举学术上人物来讲:东汉最伟大的经学家郑玄,西汉便无其比。汉武帝表彰六经,罢黜百家,西汉一代,经学盛起,也不能说他们没有贡献。然在两汉经学家中,人物最伟大,对将来最有影响,最有作用的却是郑玄。郑玄死在东汉末年。黄巾之乱,董卓到洛阳,东汉快亡了。郑玄一生正在东汉的衰世乱世中,然而却成为一最伟大的经学家。若使我们承认儒家经学对中国文化中国历史有大影响,大作用,那么论其影响作用之最大的就该是郑玄了。

说到唐朝,也是一个治世盛世。但论唐代人物,就不如后面的宋朝。宋朝纵不说是乱世,却始终是一衰世。我说唐不如宋,不是讲他们的开国时代。唐高祖唐太宗下面这一批人,这一个集团,我们暂置不讲。在唐玄宗开元之治以前的人物,实不如天宝之乱以后的人物来得多,来得大,表现得更像样。论宋代,比较太平当然是北宋,然而最伟大的人物却出在南宋。单从学术上讲,如朱子,他在学术史上的地位还当在郑玄之上。明朝又是盛世,可是人物更衰落。清代也算是一个盛世,最盛在乾嘉,而乾嘉时代人物却较逊。论其经学,仅如此刻在图书馆里一个写博士论文的,哪比得清初一些大人物。那是明代快亡,大乱已至,人物却竞兴迭起。

我们试再讲衰世。春秋战国以后有三国分崩,可说是一个乱世,可是三国就出了很多人物。又如元代,蒙古人跑进中国来,而元代也出了很多各方面的人物。元代只有短短八十年,明太祖起来,他下面如刘基、宋濂一大批人,跟他打天下,却都是在元代培养起来的。唐代也一般,跟唐太宗起来打天下的,都是隋代人物,远由南北朝时代培养而来。唐代兴国,一切规模制度,都由北周至隋订下。再往上推,由汉高祖到汉武帝,西汉初年人物,一切都从战国时代人的脑筋里酝酿成熟,到汉初才表现出来。因此我们可得一结论,但这只是照中国历史讲,西方历史似乎并不然。这一结论,便是中国文化最特别的地方,即其在衰世乱世,人物更多更伟大,胜过了治世盛世的。

大体上说,历史有上层,有下层。我们当知,历史不是一平面。像一条水,有其浮面,有其底层。浮面易见,底层不易见。如说政治上轨道,同时必是社会也上了轨道。社会不上轨道,单要政治上轨道却不易。上面政治人物都从下面社会起来,我们可以说,底层比浮面更重要。我们讲历史人物,也可分作一部分是上层的,另一部分是下层的。跑到政治上层去的人物,是有表现的人物,如刘邦、项羽都是。还有一批沉沦在下层,他们是无表现的人物,但他们在当时,以及此下历史上,,一样有影响,有作用。可能他们的影响作用更胜过了那些有表现的。如读《左传》,那是春秋时代二百四十年一部极详尽的历史。但孔子在《左传》里不占地位。《左传》里讲到孔子,可说是微不足道,哪能和其他人物相比?孔子在《论语》中所称赞的春秋人物,前面有管仲,后面有子产,都是在当时有表现的。我们读《左传》,上半部就注意到管仲,下半部就注意到子产。大国有人物,如管仲之在齐。小国也有人物,如子产之在郑。若论人物价值,子产并不定差于管仲。大国人物有表现,小国人物一样有表现。孔子却像是一无表现的人物,纵说有表现,也是微不足道。但《左传》里还找得到孔子,却找不到颜渊。颜渊虽不见于《左传》,对将来中国历史仍有他的大影响,大作用。孔子、颜渊的影响作用,还胜过了管仲、子产。因此我们可以换句话说,管仲、子产是一个时代人物。历史上不断有时代之变,秦变汉,隋变唐。但时代变了,历史仍不变,至少一部中国历史是如此。所以我们讲历史,不要太着重其上层浮面的,我们还该更着重其底层下面的。我们讲《左传》,不要只知道有管仲、子产,更要当心,那时还有孔子,甚至有颜渊。只是孔子、颜渊没有在那时的浮面上层参加过大事情,所以不入历史记载。若把整部中国历史来看,孔子地位,远在尧舜之上。而颜渊虽一无表现,对后来中国有影响,有作用,也并不比管仲、子产弱了。所以所谓有表现与无表现,也只就狭义来讲。如果没有表现,怎样在历史上直传到今天?他表现的便是他这个人,而非表现在他做的事。此所谓事,也是狭义的,只是历史上浮面上层的事。

再讲三国,乌七八糟,可说是乱世,而且乱极了。但在中国历史上,除了战国,中国人最喜欢读的应是三国史。今天任何一个中国人,都知道些三国史。也许是因为有罗贯中作了《三国演义》,但罗贯中为何来作《三国演义》?《三国演义》为何能如此流传?正因为三国时代人物多,而且真算得人物。即如曹操,那是历史上的反面人物,他也有影响,有作用,只是些反影响,反作用。像近代袁世凯,也是反面人物,把他与孙中山先生一比便知。在当时,大家有表现,但孙中山先生是一个历史人物,袁世凯只是一个时代人物,而且是一个反面人物。此刻再来讲三国时代的正面人物,诸葛亮就了不得,有了一个诸葛亮,全部三国历史就光明了,一切都变成有色彩,有意义。但中国后来人品评三国人物,却推管宁为第一人。管宁在那时一无表现,天下乱,他跑了,流亡到辽东。曹操也是了不起,听说有个管宁,无论如何要他回来。管宁不得己回来了,但绝不在曹操政权下有表现。说是病了,不能出来做事。曹操派人到他家里去察看,回来把管宁的日常生活作一报告,这一报告却记载在历史上。曹操说:“既这样,我们也不必勉强他。”管宁年轻时,与一朋友华歆共学,门外有车马声,华歆说:“什么人经过呀”,出门去看。回来,管宁与之割席而坐,说:“尔非我友也。”后来华歆做了魏国大官。由此可知,一个了不起的人物,不一定要有表现。有表现的,或许还不如无表现的。我们下面且慢慢讲。

所谓表现,有表现而成功的,也有表现而失败的。普通我们说,中国人喜欢表扬失败英雄,其实失败了还有什么值得表扬?我们当认识失败的无可表扬,也不该表扬。国家民族要成功,历史也要成功,可是历史上确有失败的人,这等人或许也有人称他为人物或英雄。如西方历史上,古代有亚力山大,近代有拿破仑,都不曾成功。更如近代德国希特勒,更可怕。不只是他个人失败,而且其遗害于国家民族,乃及四围人群者亦不小。这等人何该学。所以失败英雄不该表彰。但是,在法国首都巴黎,一切市容建设,以拿破仑作中心,环绕凯旋门八条大道,四面分布,形成了巴黎市区。另一部分,以拿破仑坟墓作中心,巴黎市容所表现的,就是一个拿破仑。好像法国人认为拿破仑还是他们的第一号人物。今天的戴高乐,就想学拿破仑,失败显然放在面前。今天大家希望德国人不要再学希特勒,连西德人也怕希特勒精神之复活。美国首都华盛顿一切市容建筑,模仿巴黎,由国会法院一条大道直往华盛顿铜像,这是整个市区的中心,白宫只是旁边一个小建筑。华盛顿是一个成功人物,但华盛顿市容,究是以国会为主,这是西方人重事业表现更重过于人物完成之一证。但美国究比法国前途有希望。只以两国首都建设为例,即可说明。英国伦敦又是另一样,西敏寺代表着神权时代,白金汉宫代表着王权时代,国会代表着民权时代,三个建筑并存,这是英国精神,而其重事不重人则可知。虽亦有很多名人埋葬在西敏寺里,究已是第二等。最受大家注意的,自然是西敏寺、是皇宫与国会,是一些物质建设。

再论在中国史上的所谓失败人物,其实是并未失败。即如南宋岳飞,他若成功,南宋就可复兴,然而岳飞失败了。但岳飞只在当时是失败,他在后世有成功。又如文天祥,倘使没有一个文天祥,那将是一部中国历史的大失败。蒙古人跑进中国来,出来一个文天祥,他虽无助于南宋之不亡,然而文天祥可以维持中国民族精神,直到今天,因此他还是未失败。换句话说,就他的个人论,他是失败了。从整个历史论,他是成功了。所以我们说历史人物中,还该有时代人物和历史人物之分别。

今再说成功失败关键何在?我可说,失败是由于他的外在条件,而不在他本身内在的条件上。岳飞事业之失败,不是失败在岳飞本身之内在条件,不是他自己这个人失败了。宋高宗、秦桧,一切外在条件,使岳飞失败。而岳飞个人之内在条件,则使岳飞成功了。成功的乃是岳飞这个人。文天祥的外在条件根本不能讲,比起岳飞来更差了,他当然要失败。蒙古军队来,当时的南宋,是无法抵抗的了。然而文天祥还是要抵抗,文天祥自己这个人是成功了。他的内在条件并没有欠缺,留下他这一个人在历史上,对将来中国贡献大,有大影响,大作用。单只一件事,事是留不下来的。因历史一定要变。孔子若做了鲁国宰相,当了权,他的成绩可能比管仲更大,或许孔子可与周公相比。然而纵是周公政绩伟大,也只表现在事上。一切都得变,西周仍变了东周。倘使做了一件事,可以永远存留,永存不变,那么也没有了历史。从前人的事业都做好在那里,我们将无可再表现,更没有什么事可做。但人就是要做事,没有事可做,又要这些人何用?人到没有用,历史自然也断了。所以我们并不希望每一件事可以永远留传,我们只希望不断有新人,来做新事,有新的成功。历史存在依人不依事,而人则是永可以存在的。西方人能在历史上永远存在的,比起中国来是太少了。耶稣钉死十字架,他是一个失败的人,然而耶稣实是永远存在,所谓的十字架精神也永远存在。到今天,信耶稣教也好,不信耶稣教也好,都不能不承认耶稣之伟大和他的成功。最成功的还是他自己这个人。他说他死了要复活,他这一个人永远流传到今天,还是存在,不是他复活了吗?我们也可说,岳飞的风波亭精神,岳飞是复活了。到今天,岳飞还在这世上,至少我们中国人了解岳飞,岳飞还在我们中国人心里。

中国人的人生理想,有一个最高要求,就是“只许成功,不许失败”。但成功有许多是要外在条件的。而我们有一个办法,使一切外在条件不足以屈服我,只要我有内在条件便得。若说不要内在条件,这也无所谓成功与失败了。上帝生人也有条件,若说不要一切条件而能成功,也就不成其为人。做人不能无条件,我们希望的,只讲内在条件,不讲外在条件,而也能有成功。上帝只生我们一个可能,每个人都可能做孔子与耶稣。孔子说:“十室之邑,必有忠信如丘者焉,不如丘之好学也。 ”好学是他的内在条件。忠信之性,是上帝给他的,是他的外在条件。但只有这一个基本条件是外在的,而同时又是内在的。难道如曹操以至如袁世凯,就天生他是一个不忠不信的人吗?中国人不承认这句话。生下来都一样,这是一可能。再加上一切内在条件,其他外在的,可以不妨事。今天我们都嫌外在条件不够,我们生在衰世乱世,外在条件当然不够。然即是生在盛世治世,外在条件还是会不够。我们今天说要改造环境,就得充足我们的内在条件,你先得成一个人物,才能来改造环境,来充足一些外在条件。若你没有成一个人物,内在条件不够,一切外在也没有法改,纵使有了外在条件也不行。似乎西方人是太着重外在条件的,然而我们看西方历史,还是和中国历史一般。耶稣时候的犹太人,在罗马帝国统治下,我们读耶稣的《新约》,他没有讲到罗马统治,似乎外在条件不在他脑筋里,不在他考虑之列。然而外在条件毕竟在书中也讲到,譬如税吏,是罗马派来的,耶稣便无奈何他们。所以耶稣说:“凯撒的事让凯撒去管。”这是当时犹太人的一项外在条件。到今天,世界只有信耶稣的人,更没有了耶稣,而凯撒则仍可到处遇见。你若说,定要打倒了凯撒,才能完成一耶稣,也没有这回事。我们还可以另换一句话来讲,还是美国人争取得了自由与独立,才有一个华盛顿的呢,还是由华盛顿来为美国争取到自由和独立的呢?照中国人想法,则更有进者。应该是拿去了华盛顿的事业,还有华盛顿这样一个人,他还可能是一个了不起的人。

但这也不是中国人看轻了事业。即如我们国父孙中山先生,倘使他没有能创造成中华民国,即就他个人来说,如他的思想和言论,还是一个孙中山先生,或许他会更伟大。因把一切事业功名放在他身上,好像他这个人就圈在他事业功名的里面,为他的事业功名所束缚,他所表现的好像就在这范围内。周公不如孔子,不在别处,只在周公其人,为周公的事业所限,限在这事业里面。要是懂的人,自知周公怎样会有他这一番事业,在他事业背后还有他这个人。如此来真了解周公的是孔子,孔子也希望能像周公般在这世上做一番事业,然而外在条件不够。在政治上,在历史上层,孔子等于无所表现。然而后来人看孔子,反少了一束缚,一范围。而孔子之为人,却因此而十足表现出来,比周公更清楚。今天我们来讲周公,自然要讲周公这一番事业。但讲过他的事业就完了,在其事业背后之这个人,反而忽过了。来讲孔子,孔子无事业可讲,就只得讲他这个人。然而人的影响胜过了事的影响,所以孔子在后来历史上的作用,反而在周公之上。因此我来讲历史人物,特地希望我们要看重人,拿人来做榜样,做我们一个新的教训新的刺激。可以感发我们,使我们大家各自来做个人。有了人物,哪怕会没有历史?

一部二十四史,把许多人试为分类,有治世盛世人物,有衰世乱世人物,有有表现的人物,有无表现的人物,有成功人物,有失败人物。但读者不要认为我只讲某一边,不讲另一边。今试再来讲中国的历史人物。

上面分法,都从外面看,此下当从人物之内面看。我认为中国历史上人物,大体说只有两种,一是圣贤,一是豪杰。直到今天,中国人一路讲圣贤,但究竟如何才算得一圣人与贤人,其间自有不少争论,此刻且不讲。再讲第二种,中国人所谓之豪杰。我们看历史人物,无论其在政治上层或社会下层,有表现与无表现,成功与失败,或在太平盛世,或在衰乱世,得成为历史人物的,大体说来只有两种,即圣贤与豪杰。豪杰又与英雄不同,如拿破仑与希特勒,可以说他们是一英雄,但并不很合乎中国所想的豪杰人。朱子讲过“豪杰而不圣人者有之,未有圣人而不豪杰者也”。同时陆象山极称此言以为甚是。此刻我想把朱子此语再略修改,因我们说圣贤,并不像说圣人。单说圣人,似较严格,兼说圣贤,则较为宽泛。我想说,圣贤必然同时是一豪杰,豪杰同时亦可说是一圣贤,二者貌离而神合,名异而实同。其实圣贤豪杰也和我们平常人一般,就其和平正大能明道淑世言,则谓之圣贤。就其崇尚气节能特立独行言,则谓之豪杰。我们此刻来讲中国历史人物,请读者不要太重看了圣贤二字,我们且先重看豪杰二字。我们纵不能做个圣贤,也该能做个豪杰。尤其在这衰世乱世,做人总要有点豪杰精神,不然便会站不住脚,挺不起腰。做豪杰,便是做圣贤的一条必由之路。不从豪杰路上行,绝不能到达圣贤地位。圣贤就是一个豪杰,只让人不觉其为一豪杰而已。我在下面将慢慢讲出豪杰如何是圣贤,圣贤如何是豪杰的道理。

今试问:圣贤与豪杰,既然有此两个称呼,则其分别究在哪里?我想这个分别,简单地讲,只在其表现上。圣贤一定要能“明道”“淑世”。这个世界在他手里,他就能把这个世界弄好,这叫淑世。要淑世,当然先要能明道。使此道明扬于世。如我们生在汉武帝时代,汉武帝表彰六经,罢黜百家,你要来明道淑世,做一个董仲舒,当然省力。你如在唐太宗时代,来做一个魏征、房玄龄、杜如晦,也较省力。因外在条件配得上。这些人,纵不能说他们便是圣人,但至少也该说他们是贤人。可是在某种环境下,外在条件配合不上,种种不如意,那么你至少要有一本领,能“特立独行”。不论外面条件,我还是我,这样他便是一豪杰了。孔子、孟子,何尝不从特立独行的路上过,不然也不成其为孔子与孟子。要能特立独行,从外面看,便是“尚气立节”。人总得要有一股气。孟子所谓:“吾善养吾浩然之气。”一个豪杰,正为他有一股气。这气字,不能拿现代的科学生理学或物理学来讲。中国人普通讲话,常说这人有志气,志下连带一气字,其实气只是其志。要立志便不容易,有人说,我未尝无此志,只恨外面条件不够。如此之人,则是虽有志而没有气,所以志也不立,就没有了。又如说勇气,勇也要有股气。没有气,怎能勇?“三军可夺帅也,匹夫不可夺志也。”中国人讲智、仁、勇三德,智与仁之外,还要有勇。孔子说: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……”一直到他老,孔子正为有一股气,所以这个志立了不倒退,到老不衰。只在圣人身上,比较不着痕迹。一个豪杰之士,则显然看出他的一股气来,随时随地随事都见他尚气,又比较显露,或比较有偏,所以他是一豪杰。有志有勇,所以能立节。节是有一个限度,有一个分寸。不论世界衰乱,我做人必有限度必有分寸,那便是一豪杰。因此豪杰必讲气节,能特立独行,到得圆满周到处便是圣贤。圣贤便能明道淑世。但道德也定要从气节来,气节也必要站在道德上。若说人身生理,有血气,有骨气,从血气中有勇,从骨气中见志。人不能做一冷血动物软骨汉,人之死生,也只争一口气。天下不能有无血无气无骨的道德,也不能有无血无气无骨的圣贤。我们也可说,中国历史是一部充满道德性的历史。中国的历史精神,也可说是一种道德精神。中国的历史人物,都是道德性的,也都是豪杰性的。

只要他是个圣贤,可不问他的功业。只要他是一个豪杰,也可不论他的成败。中国最大圣人孔子,他的品评人物,也是双方面的。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是一面,另一面则是孔子讲到吴泰伯。“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,三以天下让,民无得而称焉。”孔子称许吴泰伯是道德中最高的一级了,甚至社会人群无法称赞他。孔子共说了两个民无得而称的人,一是吴泰伯,另一个是尧。“惟天为大,惟尧则之,荡荡乎,民无能名焉。”尧的伟大,无事可举,说不出来。舜则有好多事可举。但尧、舜同为大圣。孔子当然很看重文王、周公,而孔子也看重吴泰伯。吴泰伯是文王的老伯父。吴泰伯兄弟三人,最小的就是王季历,王季历的儿子就是文王。吴泰伯三兄弟的父亲太王,很喜欢这个小孙,说他将来大了有用。到了太王有病,吴泰伯对他的二弟仲雍说:“我们跑了吧,我们跑了,父亲可把王位让给三弟,将来可以传给小孙,可以完成父志。”因此他们两人就跑了。孔子对吴泰伯十分称赞。父子各行其是,说孝却不像孝,说让也不见让。道大无名,无法称赞他,孔子就把吴泰伯来上比尧。

第二个孔子称赞的是伯夷、叔齐。孔子说:“伯夷、叔齐,古之仁人也。”孔子不轻易用仁字来称赞人,但却称赞了管仲,又称赞了伯夷、叔齐。他们是孤竹君之二子,父亲要把王位传给叔齐,父死了,伯夷说:“父亲要你继位,你继位吧!我跑了。”叔齐说:“你是哥,我是弟,你不做,我也不做。”也跑了。君位让给了中间的一个。遇到周武王伐封,伯夷、叔齐从路上大军旁站出,扣马而谏,说:“你不该去伐封,你是臣,他是君,此其一。你父亲刚死,该守孝,不该去打仗,此其二。”周武王手下要把两人拿下,幸而姜尚说:“这两人是义士,放了他们吧!”放了以后,周朝得了天下,可是这两人说:“我们不赞成。”但大势已定。他们不吃周粟。到山上采薇而食,终于饿死在首阳山。孔子大为佩服,说他们是“古之仁人”。孔子也并没有反对周文王和周武王,更是极尊崇周公,自己还要复兴周道,曰:“吾其为东周乎。”可是孔子又讲那一边,直从吴泰伯到伯夷。当知要做吴泰伯、伯夷,也得有志有勇,有气有节,特立独行,毫不苟且。此等人一样在历史上有影响,有作用。汉代太史公司马迁崇拜孔子,把孔子作《春秋》的道理来写《史记》。《史记》里有三十世家,七十列传。世家第一篇,不是鲁、卫、齐、晋,而却是吴泰伯。吴国要到春秋末年孔子时代才见到历史上,而太史公乃特立之为三十世家之第一篇。列传第一篇则是伯夷。中国人的历史人物观,孔子以下,经太史公这一表扬,一面是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,同时另一面还有吴泰伯、伯夷。其实孔子自己,正是兼此两面,所以成为中国之大圣人。

上面说过,中国人重人更重于事,西方人重事更重于人。如西方人说,这人是政治家,或哲学家,或科学家,或宗教家,或艺术家。总在人的上面加上事,拿事来规定着这人。中国人则向来不这样说。如说圣人,这圣人究是一政治家呢?军事家呢?外交家呢?经济家呢?却没有一个硬性规定。又如说贤人,君子,善人,都是讲的赤裸裸的一个人,不带一些条件色彩在上边。但中国人却又把人分等级,善人、君子、贤人、圣人,其间是有阶级的。西方人用事来分等,便没有人的等级观念。究竟是西方人看人平等呢?还是中国人看人平等?中国人认为,人皆可以为尧舜,即是人人可做一理想标准的圣人。然而为何人做不到圣人,这责任在个人自己。但西方人做人,要外在条件,要机会,要环境。这是双方显然的不同。

人怎样才叫做圣人呢?似乎孔子很谦虚,他的学生问他:“夫子圣矣乎?”他说:“圣则我岂敢,我只有两个本领,学不厌,教不倦。”他的学生说:“这样你就是圣人了。”到了孟子,又提出中国古代之三圣人。但他所提,不是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。这三圣人,是伊尹、伯夷、柳下惠。孟子说:“圣人者,百世之师也。”一世三十年,百世就是三千年。孔子到现在也不过二千五百多年,圣人至少三千年可以做我们榜样。孟子举出三人,却是性格不同,表现不同。孟子把“任 ”、“清”、“和”三字来形容。孟子说:“伊尹,圣之任者也。”伊尹有志肯负责任,积极向前。他生的时代也是一个乱世,夏之末,商之初,孟子书里讲他“五就桀,五就汤。”夏桀哪能用伊尹,伊尹为要使这个社会变成一个像样的尧舜之世,一次去了不得意,再去。再不得意,三去、四去、五去。他从桀处回来,又到汤处去。商汤也不能知得他,他只是耕于有莘之野一农夫。五次到汤那里,终于当一个厨师。汤极满意他的烹调,慢慢同他接谈,觉得他了不得,以后便帮助商汤平天下。汤死了,下一代太甲继位,不行,伊尹说:“你这样怎可作皇帝?”把他关闭起,说:“我来代替你。”太甲后来忏悔了,伊尹说:“你回来吧。 ”又把皇位交回他。

孟子说:“伯夷,圣之清者也。”一切污浊沾染不上他。武王伐纣,他反对。到后全中国统一,他宁饿死首阳山。柳下惠是一个耿介之人,但却很和平。伊尹有大表现,而有大成功。伯夷特立独行,表现了一个无表现。孟子说:“柳下惠,圣之和者也。”他同人家最和气。他是鲁国人,在鲁国做了官,罢免了又起用,又罢免,如是者三。这和伊尹不同,倘伊尹罢免了,还要自己向上爬。也和伯夷不同,伯夷是请不到的,一些条件不合,他绝不来。柳下惠那时已是春秋时代,列国交通,有人劝他,你在鲁国不能出头,何不到别的国家去?但柳下惠回答道:“直道事人,焉往而不三黜?枉道而事人,何必去父母之邦?”我只要直道,同样不合时,还是会罢免。若我能改变,枉道事人,我在鲁国也可以得意。可见柳下惠外和内直。所以孟子称赞他,说:“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。”他不以三公之位来交换他的鲠直耿介,他也是能特立独行的,只知有直道,不走枉道。但柳下惠在外表上所表现的,却完全是一个和。

孟子说这三人都是圣人。伊尹建功立业,开商代七百年天下,不用讲。孟子又有一篇文章并不讲伊尹,只讲伯夷、柳下惠。他说:“圣人,百世之师也,伯夷、柳下惠是也。故闻伯夷之风者,顽夫廉,懦夫有立志。闻柳下惠之风者,薄夫敦,鄙夫宽。”,一个顽钝人,没有锋芒,不知痛痒,听到伯夷之风,也能有边有角,有界线,到尽头处就不过去。懦夫,软弱人,也能自己站起。三个人在一块,两个人反对你,你就没勇气。倘在一个大会场,全场两三百人反对你,你就不能有坚强的立场。伯夷在当时,可称是全世界都反对他。后来韩愈说,伯夷却是千百世人都反对他。因从伯夷死了,到韩愈时,谁不说周文王周武王是圣人,然而伯夷要反对。谁不说商纣是一个坏皇帝,然而伯夷不赞成周武王伐商。孔子也没有反对周武王,韩愈也没有反对周武王,然而孔子、韩愈也不得不敬仰伯夷其人这一种特立独行的精神。我此处用“特立独行”四字,就是引据韩愈的《伯夷颂》。一个顽钝无耻的懦夫,不能自立,一听到伯夷之风,自己也会立住脚,也会站起来。一千年也好,两千年也好,这种故事在三千年后讲,虽然其人已没,其风还可以感动人,使人能兴起,所以说他是百世之师。有些气量狭窄的鄙夫,一点小事也容不下。有些人感情浅,是薄夫,一回头把人便忘。鲁国三次罚免了柳下惠,柳下惠不在乎,还不愿离去父母之邦。所以闻他之风,则薄夫可以厚,鄙夫可以宽。孟子所谓顽、懦、薄、鄙,这四种人,时时有,处处有。孟子不讲伯夷、柳下惠之知识学问地位事业等,他只是讲那赤裸裸的两个人。

孟子所举的三圣人,三种不同性格。一是“任”,近似“狂者进取”。一是“清”,近似“狷者有所不为”。此两种性格正相反。孟子又举一种,非狂非狷,而是一个“和”。柳下惠之和,像是一中道,而仍有其特立独行之处。此三种性格,却如一三角形,各踞一角尖。我们若把全世界人来分类,大概也可说只有这任、清、和三型。孟子又说:“其至,尔力也。其中,非尔力也。”“他们之伟大,伟大在做人彻底,都跑在一顶端尖角上,个性极分明。人的个性,千异万变,但不外以上所说的三大型。或是伯夷型,或是柳下惠型,或是伊尹型。此三种姿态,三种格局,做到彻底,孟子都称之曰圣。有些人则不成型,有些处这样,有些处那样,一处也不到家,不彻底。你若是一鄙夫,薄夫,懦夫,顽夫,那也不是天生你如此,是你为外面条件所限,不能发现你个性。孟子和《中庸》都说尽性,要尽我们自己的性,做到百分之百,这在我自己力量应该是做得到的。不用力便不算。若用一个机器来做一件东西,也得要加进人力。若果我们要做一个第一等人,要做一圣人,怎样可以不用力?力量在哪里,只在我们自己内部,这是内在条件。但我们还得要进一步,不但要做一顶端尖角的人,更要做一圆满周到之人。要处处中乎道,合乎理。等于射一枝箭,射到这靶上,可是没有射到这红心。射到靶上是你的力量,射到红心不但要力量,还要你的技巧。伯夷、柳下惠、伊尹,这是我们做人的三大规范,是要用力量的。只有孔子,在力量之上还有技巧。孔子无可无不可,但都得到家,此即《中庸》之所谓至人。有时像伯夷,有时像柳下惠,有时像伊尹。他一箭射出去,总是中到红心。有力量若不见其力量,有规范若不见其规范。等于伊尹射向上面,伯夷射向右下方,柳下惠射向左下方。伊尹在上面一方位是圣人,伯夷在右下一方位是圣人,柳下惠在左下一方位是圣人。但却有偏缺不圆满,不是一个大圣人。

孔子有时也做伊尹,有时也做伯夷,有时也可以做柳下惠,故孟子说:“孔子,圣之时者也,孔子之谓集大成。”今天我们只说孔子集了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的大成。孟子是说孔子集了伊尹、伯夷、柳下惠之大成。故不仅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是圣人。若一定要如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,我们不登政治高位,我们自己的责任都可交卸下。我又不做皇帝,又不做宰相,外面条件不够,哪能做圣人。幸而孟子另举出三圣人,都是由其内在条件而成为圣人的,使人谁也逃不了自己的责任。人类中有此三种性格,有此三种标准。而孔子则兼此三者而融化汇通为一完全之人格。他积极向前,有时像伊尹。他一尘不染,有时像伯夷。他内介外和,有时像柳下惠。所以孟子称孔子为集大成之至圣。孟子自己说,“乃我所愿,则学孔子。”若说圣人,伊尹、伯夷、柳下惠都是,可是终于限止在一格,孟子不想学。经过孟子这一番说话,中国后世只尊孔子为圣人,又称之为至圣。而伊尹、伯夷、柳下惠,后世似乎都只称之为贤。孟子也只是一大贤,亦有称之为亚圣的。于是中国遂留下来一个圣人系统,自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以至于孟子,这是唐代韩愈《原道篇》所提出的。但我们从孟子这番话来看伊尹、伯夷、柳下惠,实在也就是圣人,而同时即是一豪杰。你看伊尹把太甲关起,说:“你不行,我来代你。”这种气魄,不十足是一豪杰典型吗?后人说:“有伊尹之志则可,无伊尹之志则不可。”须是有公天下之赤忱,夹着一些私意便不成。伯夷也算得一个豪杰,饿死首阳山,那是何等坚强的节操。柳下惠如打太极拳,工夫深了,运气内行,实际满身是劲,也是个豪杰之士。孟子说他“不以三公易其介”,这还不是个豪杰吗?

我们再来看孔子,他曾随鲁君与齐会夹谷。在这段故事上,他正如秦、赵渑池之会的蔺相如。不过孔子是大圣人,此等事,我们讲孔子的,来不及讲到,也就不讲了。夹谷之会以后,齐国来归侵鲁之地,但又一面送了大队女乐到鲁国,鲁国君相迷恋着去听歌看舞,一连三天不上朝。孔子告诉他学生说:“我们跑吧!”孔子生这一口气,现在我们不懂,似乎他不像一圣人,一点涵养都没有。其实这就是孔子所以为圣之所在。一跑跑到卫国,卫灵公听孔子到来,他说:“鲁国怎样待孔子,卫国也照样。”卫多贤人,有些是孔子的老朋友,孔子就耽下了。卫灵公知道孔子无所不能,有一天,问孔子打仗的阵法。孔子一听,说:“我没学过呀。”明天又对他学生说:“我们跑吧。”孔子的气真大,一跑跑到陈国。后来在陈、蔡之间绝粮,没有饭吃,大家饿着肚子。孔子的学生子路生气了,说:“先生老讲君子,君子亦有穷乎?也会走投无路吗?”那时孔子却不生气了,好好向子路说:“君子也会穷,也会前面无路的。不过小人前面没路便乱跑,君子没有路,还是跑君子的一条路。”孔子在外十余年,鲁国人想念孔子,要请他回来,又怕孔子不肯,于是请他一个学生冉有先回。冉有是孔子学生中一个理财专家,回到鲁国,在权臣季孙氏家里做管家,然后再把孔子和一批同学接回。冉有给季孙氏家种种经济弄得很好,孔子却又生气。冉有常到孔子讲堂来,有一天来迟了,孔子问他:“怎么这般迟?”冉有说:“因有些公事没完。”孔子说:“什么公事?你所办只是季孙家私事。你把季孙一家财富,胜过了以往周天子王室之首相。”孔子便对一辈学生说:“他不算是我学生,你们可鸣鼓攻之。你们大家可以反对他,可以打着鼓公开攻击他。”其实孔子垂老返鲁,还是这个学生的力量。在这种地方,我们要看孔子这口气。一般人老了气便衰,孔子那口气愈老愈旺。人没有了气,哪会有道德仁义。若只从这些处看,孔子岂不也是一豪杰吗?

再讲孟子,孟子见梁惠王,梁惠王在当时是一位了不起的国君,他对孟子十分敬礼,开口便说:“老先生,不远千里而来,亦将有以利吾国乎?”孟子却一口冲顶过去,说:“王何必曰利?亦有仁义而已矣。”孟子也是一个能生气的人,也是个豪杰。他学生问他,“公孙衍、张仪,岂不算得是大丈夫了吧?”孟子说:“这辈人是专做人家小老婆的,哪配叫大丈夫。”诸位试读《孟子》七篇,至少也可以长自己一口气。他的全部人格,都在他的话里,一口气吐出了。今天我们要讲追随潮流,服从多数,孔子、孟子所讲仁义道德,我们置而不讲。圣贤我们不服气,也该懂得欣赏豪杰。豪杰没有新旧。敢说敢做,不挠不屈,这才是一个豪杰。没有了豪杰,那社会会变成奄奄无生气。两脚提不起,尽说有新的,如何般来追随。

中国下层社会拜老头子,似乎是从墨子开始。墨翟以下,墨家的老头子,当时称为钜子。上一代钜子死了,换第二代接上。墨子死后,传了两三代,那时的老头子是孟胜。楚国有一贵族阳城君,他自己亲身在楚国朝廷做官,慕墨家之名,请盂胜去为他守城。楚国大乱,阳城君被杀,楚国朝廷派人来,叫孟胜交出阳城。孟胜说:“我奉阳城君命守这城,没有阳城君命就不交。”他学生们劝他,他说:“我不死,不能算为一墨者,将来也再没有人看得起我们墨家了。”他学生说:“你是墨家老头子,不该死。”他派两个学生去齐国,告诉他们说:“我这钜子的位,传给齐国的田襄子。”这两人去了,楚国派兵来攻城,孟胜死了,他学生一百八十人相随而死。两人到齐国,告诉田襄子,传了钜子位,便要回去。田襄子说:“你们不能回去,应留在这里。”两人不肯,田襄子说:“现在的钜子是我。你们该听我话。”两人说:“别的都可听,这话不能听。”就回去自杀了。这也不是墨家才如此,孔子门下也一样。子路在卫国,卫国乱了,子路进城去讨乱,被人把他帽子带打断。子路说:“君子当正冠而死。”站在那里,好好把帽子带结正,乱兵刀矢齐下,就这样死了。诸位当知,要讲道德,临死也得讲。即在生死存亡之际,仍有道德存在。但道德也非奇怪事,我们谁没有道德?谁不该遵守道德?孔子说:“十室之邑,必有忠信如丘者焉,不如丘之好学也。”不是每一个子弟都不孝,每一部下都不忠。时穷节乃见,这种表现,却都在最艰难的状态下才发现。所谓“杀身成仁,舍生取义”,这两句话,孔子的学生能做到,墨子反对孔子,但墨子学生也同样能做到。我们该从这一标准看去,才知道所谓的中国历史人物。这一种精神,便是我们的历史精神,也即是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。但却是一种豪杰精神,亦即是一种圣贤精神。近人不了解,乃说要打倒孔家店。没有这番精神,空读《论语》“子曰:学而时习之,不亦悦乎。”学而时习,又哪见得便是圣贤?便是豪杰呢?孔子跑出卫国,一般学生饿着肚子跟着他,跑到宋国效外一大树之下,孔子说:“我们在此学舞、学歌吧”。宋国桓魋听了,赶快派军队去,要抓住杀他们。孔子闻得此消息,说:“我们走吧,天生德于予,桓魋其如予何!”这不又是一番豪杰精神吗?

战国时代的豪杰之士,真是讲不完,且不讲。秦汉之际,有一齐国人田横。历史上所谓山东豪杰群起亡秦,田横也是其中之一。汉高祖派韩信把齐国打垮,田横逃在一海岛上。汉高祖即了皇帝位,听说田横在海岛上,派人向田横说:“你来,大则王,小则侯。不来,当然要不客气。”田横答应了,带了两人同去。一路到河南,距离洛阳三十里,这时汉高祖在洛阳,这已是最后一站。田横告诉他手下两人说:“从前我与汉王同为国君,现在他是天下之主,我到他那里去拜他称臣,就不必了。”他说:“汉王要见我一面。从此地去不过三十里,快马一忽便到。你们把我头拿了去,他看我还如活时一般,岂不就好了吗?”田横自杀了,两人带着他头,到洛阳见汉祖。汉高祖大惊说:“这哪是我意呀!”于是以王者之礼葬田横。田横下葬了,跟着田横来的两人也自杀了。汉高祖更为惊叹说;“田横真是一了不起人,他手下有这样二士。我听说在海岛上还有五百人,赶快去请他们回来。”海岛上这五百人知道田横死了,也就集体自杀了。这一故事,真够壮烈呀!

孟子说:“圣人百世师。”使百世之下,还能闻风兴起。我小时喜读韩愈文,韩愈年轻时有几篇文章,一是《伯夷颂》,一是《祭田横墓文》。他进京赴考,过洛阳,在田横死处,写了一篇文章祭他。从汉初到唐代韩愈时,至少已一千年,伯夷更远了,至少已到两千年。当时中国后代第一大文豪,在少年时还如此般敬仰此两人,这真所谓圣人为百世师,豪杰就应该如此。韩愈在当时,提倡古文,这亦不是一豪杰行径吗?若我们只读韩愈《原道》,纵使信了他所说之道,没有他一番精神,那道也不能自行呀!若非韩愈少年时即知敬慕伯夷、田横,哪能即成为文起八代之衰一大文豪。

再说汉代历史人物,也是指不胜屈,且举一个苏武来作例。他出使匈奴,匈奴人看重他,劝他留下,苏武不答应。匈奴人把他幽置地窖中,没有饮食,苏武啮雪与旃毛并咽。几天没有死,匈奴人更敬重他。送他去北海,即今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去牧羊,是公的羝羊。说:“等羝生小羊,就放你。”苏武在那里掘野鼠和吃草为生,这样他就一留十九年。手中持着汉节,始终不屈。在匈奴,有他一好友李陵。李陵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军事奇才,以五百步兵对抗人家八万骑兵。匈奴下令:“这人须活捉,不许杀了。”结果李陵被擒,降了。降匈奴的也不是李陵第一个,在前有卫律,也得匈奴重用。卫律、李陵都来劝苏武降,苏武不为动。苏武在匈奴,既未完成使命,回来后,当一小官,也无表现。我们今天的小学历史教科书,似乎更都喜欢讲张骞、班超,因他们有表现。但苏武在以前受人重视,尚在张骞、班超之上。我们相传的戏剧,多只唱苏武,不唱张骞、班超。张骞、班超当然也了不得,但是我们向来传统更重视苏武。因成功须受外在条件,际遇人人不同,无可学。若如苏武守节不屈,却是人人可学的。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之际遇不可学,没有际遇的如孔子,却该人人可学。所以司马迁《史记》说:“高山仰止,景行行止,虽不能至,心向往之。”若把此几句来讲尧、舜、文、武,岂不是笑话。《汉书·苏武传》把李陵来合写,两人高下自见。李陵是数一数二的军事奇才,然而在人格上,哪比得上苏武。苏武其实已为汉朝立了大功,使匈奴人从心中崇拜汉朝,比起打一胜仗更功大。《汉书》上又嫌把苏、李合传,太明显,因作《李广苏建列传》,从李广写到李陵,从苏建写到苏武。隐藏着作史者之用心,却使读史者感动更深。这些是中国相传之史法。

我们再讲下去,不一定要讲不成功的人,也不一定要讲无表现的人,总之要讲几个具备豪杰性气的人。具备豪杰性气,即是具备了作圣作贤之条件。苏武不能不说他是一个贤人,若要说他是一个圣人,他也得和伊尹、伯夷、柳下惠为等侍。他已在一点一角上是圣人,十九年守节不屈,做得彻底,做到了家。虽不能同孔子大圣相比,宁能说他不得比伊尹、伯夷、柳下惠?此刻且不必争,也不必叫他是圣人,他总是一贤人,总是一豪杰。下到东汉,我不想再举刚才说过郑玄那样的人,我且举一个军人马援。只要我们到广西、越南西南一带边疆上去,还始终流传着马援故事。马援是光武中兴时代一位将军,光武的中兴集团,大多都是他的太学同学。马援却是西北一个畜牧的人,牧牛羊为生。马援有几句话一向流传。他说:“大丈夫穷当益坚,老当益壮。”而马援也真能做到此八字。他从事畜牧,正是他穷时。但他有了马牛羊几千头,种田积谷几万斛,在边疆上成了一个大财主,他又说:“我要这许多财产什么用呀,我该能赒济贫穷,否则不过是一个守钱虏而已。”看守一笔钱财,自己等如那一笔钱财之奴隶,此“守财奴”或“守钱虏”三字,也是马援说的。后来汉光武见到了他,大为器重,可是马援封侯还是在后来。他平越南封了侯,年龄也老了,汉朝又要派军去讨五溪蛮,马援要去,汉廷说他老了,怎么能再去边疆?论当时的交通,那边的气候,一切一切,派一个少壮军人去,当然更适宜。但马援说:“我并没有老”。他又说:“男儿要当死于边野,以马革裹尸还葬耳。何能死于床上,在儿女子手中耶?”“马革裹尸还”这五字,直传到今天,也是他说的。马援是个大豪杰,闻其风,一样百世可以兴起。不要钱,不享老福,情愿一马革裹尸还葬,还不算是一豪杰吗?惟其他能具有这套豪杰之气,才能表现出一个最高人格来。

但我们讲中国历史上人物,不能说如伊尹、伯夷、柳下惠乃至田横、苏武、马援,便是顶尖出色人物了,上面还有孔子、颜渊、孟子许多人在那里。这些人都从一大源头上来,从中国古人的最高理论,中国的最高文化理想上来。下面我想讲到南北朝,我且举一人,那是一出家和尚。中国没有大和尚,佛教怎会在中国发扬?相传佛家有三宝。一是“佛”,没有释迦牟尼,就没有佛教。一是“法”,那就是释迦牟尼所讲的一套道理。然而要信仰这套道理,肯照他做,便得还有一宝,就是“僧 ”。没有僧人,佛也好,法也好,一堆空东西,什么也没有。今天我们要复兴中国文化,孔子是一佛,《论语》是一套法,但没有孔家和尚的话,三宝缺其一,这两宝也有若无。只有把此两宝权放在那里,将来总会有大和尚出来。我不信佛教,但我很崇拜中国一些大和尚高僧们。我只拿一个普通的人格标准来看和尚高僧,来看他们的表现。但中国高僧们,很少写进二十四史。中国历史人物实在太多,二十四史写不尽,中国另外有《高僧传》。《高僧传》,一续、二续、三续,一路记下,我今天只讲一个竺道生。和尚出家没有姓,因佛教从印度来,印度那时繙作天竺,所以他姓一个竺字,叫竺道生。也有和尚只姓一个释迦牟尼的释字,到今天我们和尚都姓释。那时中国人尊崇和尚,不把他名上下二字一并叫,故竺道生又称生公。只有到了五四运动以后,孔子不叫孔子,也不叫孔仲尼,叫孔仲尼已经太客气,必该叫孔老二。倘使你仍称孔子,便是落伍。儒家思想,也该改称孔家店。那是我们近代的事。生公当时,《小品泥洹经》初翻译到中国。《泥洹经》有大本、小本,小本的叫小品,只有八卷。大品的是全部,有三十四卷。小本中有一句说:“一阐提不得成佛。”一阐提是毁谤佛法的人。竺道生却说:“一阐提也得成佛。”当时北方和尚大家起来反对说:“经上明明讲一阐提不得成佛,你怎能讲一阐提亦得成佛。”召开大会,把他驱逐。竺道生当然只得接受大家决议。但他说:“若使我话讲错,我死后应进拔舌地狱。倘我话没有错,我死后还得坐狮子座,宣扬正法。”佛寺中大佛像,有坐狮子,坐象,坐莲花的,竺道生在此中间特别欣赏狮子。诸位当知,出家当和尚,也得具备豪杰性气,否则和尚也不成为一宝。幸而当时中国分南北,他渡过长江,跑到南朝来。结果《大品涅槃经》翻出来了,下面讲到一阐提亦得成佛,竺道生的说法终于得到证明。

唐、宋两代,一路有人物,惜于时间,且略去不讲。我举一个元代人作例。宋朝亡了,元朝起来,中国有一人郑思肖所南,他没有什么可传。据说他常作画,只画兰花,却根不着土。别人问他,他说:“没有土呀”。他住宅门上题四个大字,“本穴世界”,拼上凑下,实是一个大宋世界。他著一本书,称《大无工十空经》,实也还是大宋两字。他还有一部《心史》,用铁函封了,沉在苏州一寺中井底,在明祟祯时出现了。他也是一豪杰之士,应该归入孟子三圣人中伯夷的一路。

明代人物也很多,即如王阳明先生,诸位读阳明年谱,就知他也是一个豪杰。再讲一人海瑞。他是琼州海南岛人。一生正直,自号刚峰。今天的大陆,有话也没得讲,把海瑞故事来重编剧本。海瑞当时,市棺诀妻上疏。上海老伶周信芳,唱出海瑞骂皇帝。吴晗写了一本《海瑞罢官》。你若不说海瑞是圣贤,他该是一豪杰。

清初,我想举一人李二曲,他是陕西一种田汉。他讲阳明哲学,名大了,清代皇帝定要笼络他。派地方官送他到北京应博学鸿词科,他说生病,不肯去。朝廷下命,生病便好好用床抬着去。路上防备甚严,无寸铁可以自杀。他只有饿死一法,不吃东西。地方官也受感动,说他实有病不能来,把他送回去。他说:“我实为名所误 ”。从此一生绝交,地下掘一土室,不见任何人。只顾亭林到陕西,可下土室见他。一谈一半天,不知谈了些什么。清末时,大家起来革命,读者莫要认为这都是法国、美国革命来领导我们,其实明末遗老,如李二曲等故事,也发生了极大作用。今天我们要复兴文化,大家又来谈西洋文艺复兴,其实也该在中国历史上多举几个可资效法的先例来号召。

再讲到最近代人。我到台湾来就发现了两人。一是郑成功,一是吴凤。有此两人,我们来到台湾也不寂寞。我去美国,又知道一人。在他们南北战争时,有一位将军退休了,家住纽约。这位将军脾气不大好,一生独居,所用佣仆,一不开心,就骂就打,工人来一个跑一个。有一中国山东人,名叫丁龙,来到将军家。这位将军照样打骂,丁龙生气也跑了。隔不几时,那将军家里起火,房子烧了一部分,丁龙又来了。那将军诧异说:“你怎么又来了?”丁龙说:“听说你房子被火烧了,正要人帮忙。我们中国人相传讲孔子忠恕之道,我想我应该来。”这位将军更惊异,说:“孔子是中国几千年前大圣人,我不知道你还能读中国古书,懂你们中国圣人之道。”丁龙说“我不识字,不读书,是我父亲讲给我听的。”那位将军就说:“你虽不读书,你父亲却是一学者。”丁龙说:“不是,我父亲也不识字,不读书,是我祖父讲给他听的,连我祖父也不识字,不读书,是我曾祖父讲给他听的。再上面,我也不清楚,总之我家都是不读书的种田汉出身。”那将军甚感惊异,留了丁龙,从此主仆变成了朋友,那位将军却受了感化。两人这样一辈子。等到丁龙要病死了,向那主人说:“我在你家一辈子。吃是你的,住是你的,还给我薪水。我也没有家,没有亲戚朋友,这些钱都留下。现在我死了,把这些钱送还你,本来也是你的钱。”这位将军更惊异了,想“怎样中国社会会出这样的人?”于是他就把丁龙这一小笔留下的薪金,又捐上自已一大笔,一起送哥伦比亚大学,要在那里特别设立一讲座,专研究中国文化。这讲座就叫“丁龙讲座”。在全美国大学第一个设立专讲中国文化的讲座,就是哥伦比亚。现在美国到处研究中国文化,我想主要还该研究如何在中国社会能出像丁龙这样的人,其实这故事并不简单,非深入中国文化内里去,不易有解答。我若说丁龙是一个圣人,该是孟子三圣人中柳下惠一路。若说吴凤也是一圣人,该是孟子三圣人中伊尹一路。此也未尝不可说,至少他们都是一贤人。换句话说,都是一豪杰之士。明代人说,满街都是圣人,端茶童子也是圣人。中国社会上圣人多的是。圣人外流,跑到海外去,一个跑到台湾,就是吴凤。一个跑到美国,就是丁龙。在祖国,山东武训,不也是个圣贤吗?至少也是个豪杰之士。他讨饭,碰到人跪下,请你帮助,要去办学校。

这种故事太多了,不胜讲。诸位若把这标准来看中国二十四史,除了政治家、军事家、财政家、艺术家、学问家、宗教家等等,历史上还有很多人物,只是赤裸裸的一个人,没有什么附带的,也不要外在条件,只靠自己堂堂地做一人。现在我们大家要外在条件,觉得我们百不如人。若从历史上讲,时代不够外在条件,人物不够外在条件的也多得很。但孔子也是没有外在条件,碰到鲁哀公,卫灵公,碰来碰去总是不得意,然而孔子成为一大圣人。把我们今天的社会,和孔、孟时代相比,或许还好一点。比南宋亡国蒙古人跑进来,明朝亡国满洲人跑进来,那更要好得多。比吴凤从福建来台湾,比丁龙从山东去美国,我们也要好得多。我们且莫太讲究外在条件,应该注意到我们内在的条件。这样始叫我们每个人都可做一个历史的主人翁。每一人也有每一人的一段历史,纵说是一段小历史,如吴凤,如丁龙,把这些小历史合拢来,便成为一部中华民族的大历史。我们的历史理想,其实即是我们的人生理想。若把我们的历史理想人生理想都放在外面去,则权不在我,也不由我作主,试问那还有何理想可言。

可是我们今天的社会风气,却愈转愈离谱。我在香港新亚书院时,有一学生从大陆来,上我课,听到“君子无人而不自得”一句话,他觉得这真是人生最大要求所在。他问我这个道理,我说:“你且慢慢听,慢慢学”。他见我散步,也要学散步。他说;“我读书程度浅,来不及,散步总该能。看你怎样散,我也怎样散,我散步庶亦可以自得其乐”。那学生极诚恳,极有志,可是别的同学有些会笑他,骂他。后来他觉得中国社会到处跑不进,转进教会,外国人却懂得欣赏他。现在他做了牧师传教,见了我,要来向我传教。他说:“先生,我得你好处不少,我该同你讲讲耶稣吧。”唉!今天的中国社会,偏偏中国道理不能讲,要讲就给人家笑骂,要逼得你特立独行,只有学伯夷,那怎了得!所以今天我们至少要大家负起一些责任,隐恶而扬善,来转移风气。至少要使年轻人有条路走,不要弄得像今天样,除了去外国,好像前面无路。“文武之道,未坠于地,在人。”我们到乡村老百姓圈子里,在无知识人身上,或许还有一点中国文化影子。我们受这时代潮流的冲激太大了,我们都要变成一现代人,而我今天却特别提出历史人物这题目来讲。当然我不过随便举几个例,希望我们将来学校小学中学乃至大学的教科书,多讲一些人物,讲一些中国历史传统所看重的,即如何做人。要讲一个无条件的,赤裸裸的,单凭自己便能做到的“君子无入而不自得”的这一套。

(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国防研究院“思想与文化”课讲演,一九六九年八月《东西文化月刊》第二十六期刊载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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